时数十载执业生涯间，“法律精英”获奖律师都曾经手无数案件。尽管大多数可能已经淡出视野，但往往有那么一两宗案件，或曾给予启迪，或赋予思考，亦或触动心弦，而为他们铭记在心。程新报道
工作日常往往模糊成片。若随机问一路人，两周前的周叁做了哪些工作，收获的大抵是一脸茫然——或者一个白眼。但若问及职业生涯中有哪些最难忘的瞬间，则很有可能听到一两个精彩故事。
最近，我们就做了这样一次调研，邀请《商法》“法律精英2024-25”获奖律师们分享他们执业生涯中参与过的最难忘的案件。
受篇幅所限，我们仅能呈现部分故事，但这些片段足以让人一窥中国市场顶级法律人成长的关键历程。
成长的节点
有些案件会让律师的专业能力实现本质上的飞跃，当然也因此被牢记在心。这些案例传授的经验让律师此后的执业生涯获益良多，其带来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
对专业领域律师而言，“专精”本是常态。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陶瑞（Rachel Turner））持有工程学位，这助力她成为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复杂争议解决的佼佼者。但是，一次发电厂全线故障的案件对她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考验。
经与专家深度排查，他们最终发现所有看似毫无规律的异常现象均可追溯于电厂使用的燃料，而燃料并非她的客户负责。这场来之不易的胜仗让她深刻体会得到“穷尽案情所有可知细节的重要性。”
不过，如果缺乏信念支撑，有时精深的专业知识恐怕难有用武之地。浩天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云大慧忆及执业第二年，曾处理一宗信用证纠纷案。当时国内司法审判未有相关指导性文件，使案件极具挑战。
更雪上加霜的是，她走访了国内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机会赢。但她没有放弃， 最终在浩瀚的国际商会仲裁院案例中找到一例类似情况的案件和裁判结果。这一进展令案件进入调解程序，帮助客户避免了巨额损失。 “我执业过程中最满意的就是自己不轻言放弃和不屈不挠，” 她说。
2016年的孙天罡诉香港中华煤气（吉林）案为RPC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郑君朗留下深刻印象。
他代理的当事人孙天罡早在2005年因刑事指控被羁押，直至2012年才获释。而在此期间，中国燃气针对他发起并完成了一场仲裁，但他对此并不知情。
2016年，香港原讼法庭裁定，当年仲裁通知的送达人未将通知文件送至指定地址之一，于是支持孙天罡撤销裁决的申请。”这个看似微小的程序疏漏最终扭转了全局，” 郑君朗说。
“此案让我真正懂得，细节把控力是律师最关键的素养之一。”
极端情境下，关键细节的疏忽甚至可能关乎生死。 晟典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王永敬回忆起自己早年接手的一宗故意杀人案，死者死于叁公分致命伤，但他代理的被告人所携屠刀宽达九公分。这个关键矛盾点最终逆转了案件走向。
据王永敬介绍，这一细节如未发现，可能导致被害人冤死。“该案给我的启示是，律师办案子时，办的是别人的身家性命，对其人生影响重大，必须认真细致地投入，”他说。
大而不忘
标志性项目、首开市场先河的重大交易与高曝光案件，不仅是律师扛住重重压力、力挽狂澜的深刻记忆，更是社会集体意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案件往往帮助律师们打响业内声誉，有时亦与之形成绑定。
达维律师事务所亚洲（日本除外）联席主管何鲤于2010年主导了中国农业银行“A+H”同步上市。 “当时创下史上最大IPO纪录的220亿美元项目，”他回忆道。
交易过程中，何鲤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在于如何向国际投资者讲清农行的股权价值。“虽然该项目体量无可否认，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农村经济和低线城市的银行业态几乎毫无了解，”何鲤说。
为了弥合这一信息鸿沟，他的团队创新提出“县域业务”概念，突出农村市场的潜力，并在招股书中破例嵌入“叁农金融业务”专章。
“这一种策略极大提升了投资者对中国下沉市场的银行生态的理解，也获得了积极反馈，”他说。
2023年，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合伙人董亮协助荣盛石化向沙特阿美转让10%股权。该交易除需通过中沙两国的反垄断及国家安全审查外，在协调双方谈判过程中还需对外国法律、监管政策及适用的国际合规要求进行深入研究。
在应对异国法律法规之余，交易各方在语言、文化背景与商业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亦令挑战升级。
“我们很快发现，与中东顶级国有公司及其国际顾问的谈判节奏、风格以及沟通方式，相较于与中国公司的商业谈判有着显着差异，” 董亮说。最终，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于四个月内完成交易。
在董亮看来，这是一宗重大交易，更是一次职业成长的宝贵契机。“这宗案件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跨境交易律师，除了扎实的法律功底，跨文化沟通能力、创新的商业思维和高效的团队合作同样至关重要，”他说。
对CMS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Conor Warde而言，高风险的案例并不陌生。毕竟，他曾代理船东、银行和政府机构，处理非洲海盗劫持并索要赎金一类的案件。
但对他冲击最深的案件要追溯至他的执业初期。当他还是初级律师时，曾代理过一名与2010年“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事件深度相关的客户，该事故导致11人丧生并引发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
代理深陷危机的客户期间，他被迫迅速学会“跨层级管理其他同事（包括合伙人），并与高压时限斗争”。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作为一名值得信赖的顾问，一名具有领导力的律师，”他说，“此案也开启了我的国际律师生涯。”
律师该为恶人辩护吗？该为犯下惊天罪行者发声吗？
在决定接手2014年震惊全国的“山东招远麦当劳围殴女子致死案”主犯之一张帆的辩护前，京都律师事务所北京总所高级合伙人梁雅丽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接案势必意味着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一个真正犯有重罪的人，通过律师的充分辩护，仍然处以重刑，才可以在程序的正义中体现公平正义，” 她说。 “为‘坏人’辩护是刑事律师的职责所在，也是程序正义的需要，更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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