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动荡的法律市场中，争议解决业务的风头无疑盖过了交易业务，靳海莲与世界上“最令人害怕的律所”昆鹰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John Quinn（张鲲展）探讨他律所成功背后的秘诀、对中国法律人才的见解，以及应对国际紧张局势的策略
《商法》：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夹在中间的跨国公司面临着复杂的法律风险。在管理争议风险方面，您对这些公司的公司法务有何建议？工作职责之外，您认为在这种艰难时期他们是否还负有额外的义务，帮助公司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调整公司的风险偏好？
张鲲展：在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变化，因为没有人拥有水晶球。
因此，公司法务必须保持灵活、敏捷，并时刻知悉当前的趋势。确保公司不仅在中国和美国，而且在任何其他相关的司法管辖区都遵守法律，这一点至关重要。
风险可能会对某些商业活动产生寒蝉效应，不幸的是，这导致一些公司在情势更加明朗之前选择不作承诺或开展投资。这些决定大多是业务决策。
不过，做出这些决策的业务部门人士需要律师的建议，了解事情如何逐渐明朗化，并对任何新出现的规则获得真正的理解。
在一些公司中，公司法务等法律专业人士的角色与商业责任有所融合。一些公司法务身兼两职，他们既是律师，也是商业人士。
许多公司告诉我们，希望避免在媒体上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以便专注于业务发展。因此，许多决策也是围绕这类担忧做出的。
作为内部律师，首要任务是理解法律，确保内部客户充分了解并遵守法律，并提供必要的指导，以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在当前的紧张环境下，可能需要做出艰难的商业决策，但真正理解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对于决策过程将大有裨益。
很难讲内部律师是否应该鼓励公司承担更多风险，因为这需要对具体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而这样的决定本质上属于商业考量。
从与我们所有客户的互动来看，目前中国的公司法务团队已经相当成熟。他们了解海外法律体系、理解中国；在为公司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方面，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
另外，商业世界总是充满艰难时刻、紧张局势和挑战，因此公司法务还必须扩展他们对不同律所和顾问的认知，确保他们有一批随时可用的专家，准备投入工作。
《商法》：在您此次中国之行中，您与当地律师和公司法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您是否观察到美国和中国法律市场在专业视角、法律文化或商业实践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您对未来贵所与中国律所的合作有何展望？
张鲲展：在开设中国办事处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与当地中国律所合作，至今已有十多年。这是昆鹰战略的关键部分。
作为一家国际律所，我们不能就中国法律提供建议或执业。当客户需要中国法律建议时，无论是在华的入境还是出境业务，我们都会与当地律所合作。这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与很多中国律所有合作，例如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方达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达辉律师事务所、通商律师事务所，等等。
至于法律文化的差异，根据我的经验，每个国家的法律文化都各不相同。
当我第一次去伦敦并在2007年开设伦敦分所时，我最初以为英国的法律文化会与美国相似，因为都是英语国家。然而，我很快意识到两国的法律文化实际上大不相同。同样，在中国，法律生态也截然不同。
在中国，中国律所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一路以来，它们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现在，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国际律所相似，但仍保留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例如，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中国律所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各自在管理各自的资产负债表。换句话说，他们会记录自己引入的业务、相关成本以及他们雇佣的律师。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好比在一个大律所中有许多小型律所。合伙人在律所内经营自己的业务，承担特定成本并享受创造的收入，这与美国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于昆鹰来说，我们是一体化运作，共享一个资金池和一个银行账户。我们分红机制不是计点制（濒辞肠办蝉迟别辫），而是根据个人的贡献进行评估，考虑各种因素，不是公式化的。
哪种制度更好？这个问题关乎文化，以及怎样运作才最有利于实现律所的目标。
如果你试图将中国律所的运作机制移植到美国律所，我们恐怕将无法培养出团结、合作、乐于奉献和互助的精神，而这对我们的执业至关重要。
在昆鹰，对客户或私人关系保持占有欲或领地意识，是完全不符合律所文化的。我们优先根据专业知识来分配最适合的律师给客户，而非私人关系。根据客户关系来补偿个人，可能会损害我们推动律所取得整体意义上成功的向心力，以及对客户最佳利益的关注。
此外，我们的案件通常规模庞大且复杂，需要来自不同地区、具备不同专业知识的律师团队之间紧密合作。
我们强调这样一种文化，即个人可以随时作出贡献和支持他人，而不需要谈判或考虑个人利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不需要做“如果我帮助你，我能得到什么”这类谈判的情况下，投入工作。
当然，我们的机制绝非自动形成；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或指示，要求每个人无私奉献或一厢情愿地告诉他们“不准有领地意识”。
只有通过倾注关注、坦诚谈论、积极对待这个议题，并嘉奖良好行为，才能真正形成律所文化。
我们在律所中颁发“合作奖”，表彰那些引荐其他合伙人给客户，以及向客户介绍其他争议解决业务领域来拓宽律所与客户关系的合伙人。
我离开这里已经六年多了，所以我能够看到这些可能长期在中国的人无法注意到的变化。
我对在华公司法务团队实力的提升感到惊艳，尤其是青年专业人士。他们的才能、多样化背景、来自中国以外大学的教育资历以及语言能力，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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