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战略的光环与市场现实的温差之间，成渝律所正在重新定位。这个一直被看好的市场，正在经历必要的阵痛与蜕变。潘辛逸报道
一边是重庆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天际线与璀璨灯火，一边是成都悠闲惬意的大熊猫、慢生活与麻辣川菜，中国西南这两座共享历史渊源但风格迥异的相邻都市正吸引着全球目光。
我们走访了成渝地区30余家领先的全国性与本地律所，试图感知“国家战略大后方”“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为这片土地注入的澎湃热度。
然而，来自法律市场一线的真实回响却带着几分凉意：“卷”“低价竞争”“尚未形成市场”，成为交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面对这样的现实，当地律所正悄然展开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与价值重塑。尽管挑战重重，但成渝律所所展现出的韧性、智慧与战略定力，仍让人对这片法律市场的未来抱以积极期待。
两城的发展路径迥异。数据显示，2025年，每一百个成都常住人口中，就有18.4个市场主体经营者，而重庆则为12个。成都的服务业与新经济土壤，孕育出更茂密的中小公司生态；而以现代制造业为支柱的重庆，其经济动能则更多来自大型工业国央企。
经济根基迥异，塑造了两地法律服务市场的特征与结构，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成都：市井烟火下的红海之争
成都作为四川省会，2025年上半年骋顿笔突破1.2万亿元，占全省总量的37.9%，市场主体数量占比更高达全省44.2%，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集聚效应，持续吸引省内外资源与人才流入。
然而，在经济数据向好的另一面，本地法律服务市场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通商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执行主任陈军指出：“成都市律师规模年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增速。”
“除了来自西南、西北的执业律师流入，还有部分北上广深律师回流。不过人数涨得快，市场容量却未同步扩张，导致‘卷’的体感更强。”
但他也看到积极信号：近年一些跨国与总部型公司从北上广深迁入成都，军工相关链条也在蜀布局。“虽然律师的竞争加剧，但随公司迁入与产业调整，成都的新增法律服务机会仍可期待。”
陈军看到，近两年，成都的诉讼业务增长最快，国企并购民企的案件也明显增多。此外，公司赴港上市意愿走强，资本市场业务逐步升温。不少本土公司欲抓住政策与市场“窗口”，选择标准更稳定、程序更简化的港股路径。出海业务同样扩张，目的地以美洲、东南亚、中东为主。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主任李晓梅提到，四川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尤其在消费领域表现突出。
她特别提及火锅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不少公司已在东南亚、欧洲等地设立门店，部分品牌的海外营收规模甚至超过国内。”这一趋势也带动了本土品牌“走出去”相关法律服务的需求增长。
此外，多家律所均观察到破产重整领域的业务机会。国浩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合伙人曹昊辰指出，近两年客户对破产辅导及辅助类法律服务的需求显着上升，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和涉稳涉众案件。
“在四川，国资国企仍是破产重整项目的投资主力，并且越来越主动地布局破产投资，例如不良资产处置及资产管理。这些公司将破产重整视为以较低成本获得公司控股权的抄底机会，”他说。
另一方面，数字文创产业正崛起为成都法律服务市场的新蓝海。《王者荣耀》《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现象级作品的成功，不仅展现了成都数字文创产业的影响力，更带动了相关法律服务需求的升级。
国浩所成都分所合伙人刘炜嘉以政府引导、公司牵头的“成都市数字文创联盟”为例介绍说，该平台通过整合律所、文创公司、高校及金融机构，构建起“创意孵化—技术研发—资本对接—合规运营”的全链条服务生态，为律所在新经济环境下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随着成都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公司面临的国际贸易管制风险显着提升，其涉外法律需求也同步提升。2024年，成都进出口总额占骋顿笔比重已达38.6%，这一数据直观印证了其作为中国西部国际经贸枢纽的能级提升。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合伙人董梦指出，在地缘政治、国际管制与制裁相关业务领域，成都已走在全国前列。“这得益于成都作为军工产业基地及光伏龙头公司产业链聚集区的特殊地位，”她说，“当地律所较早积累了应对国际规管及光伏供应链合规的实务经验，如今已转化为差异化竞争力。”
重庆：负重转型的淬炼之路
因江而兴的重庆正站在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也重新定义了当地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格局与业务方向。
这座制造业重镇的产业格局正经历重构：曾经的民营工业巨头多数陷入经营困境，仅有少数生物科技公司逆势增长；同时，国有制造公司加速整合，政策资源持续向战略性制造业倾斜。
德恒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主任杨蕤指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领域基本由国企主导，民企很难进入。”
“一个显着的变化是国有平台的市场化运作在收缩，行政力量在资源调配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他说。
在杨蕤看来，上世纪60年代为支持国防而启动的叁线建设，为重庆奠定了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但也固化了其依赖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导致普惠性民生经济培育不足。
“这座城市的经济形态呈两级分化：要么承接超级工程，搬‘太行、王屋山’，要么面临无事可做的窘境。两者之间很难形成蓬勃的生机，循序渐进式的转型空间有限，”他说。
在此背景下，重庆推动“叁攻坚一盘活”改革，通过关停僵尸公司、整合相似业务、理清政企权责，推动国有资产盘活、重塑经济基本面。
此举深刻影响了法律服务行业——原有2000多家国企被整合压缩到600多家，相应的常规法律服务需求缩减超叁分之一。这类政策性重组多为地方国企向央企的整合，属于政治性安排，关键在于政府和央企间的磋商与政策谈判，实际法律需求有限。
除政策主导的纾困方式之外，破产重整及不良资产处置正成为市场化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工具。中豪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主任张涌指出当前破产重整公司面临的两大痛点：一是资产贬值速度太快，“如今资产评估经常一两折出手，综合清偿率跌到10%左右”；二是投资人稀缺，“地方国企、平台退出，基金和财务投资人又嫌收益太低。”
不过，张涌认为：“破产重整仍是未来的增长点，尤其在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因当地部分政府和公司尚未充分挖掘其资源整合价值，且中西部司法力量也在补位，这块业务空间较大。”
建筑工程领域曾长期是重庆经济的核心支柱行业，其地位在特定历史阶段甚至超过制造业，但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传统房建萎缩，建工法律服务也受到影响。不过，汇业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高级合伙人张宏表示，新能源、公共设施以及重庆的轻轨建设等大基建领域仍保持较大工程量。
同样直接感知市场波动的还有争议解决领域。汇业所重庆分所高级合伙人邱雨说：“重庆仲裁委今年的案件量是去年的两倍，但案件标的额明显下降，小额纠纷激增，显示出市场流动性在收缩。”
他预计，“诉讼市场或正处于最后一个高峰期，此后，国内传统案件可能会迎来较大下滑。”
在传统业务承压的同时，新兴业务领域正悄然崛起。泰和泰所重庆办公室的高级合伙人邹莹提到，一个小型律所的新媒体法律服务团队凭借短视频和直播引流，每年能创造上千万元业务量。而他也为直播机构和网红滨笔提供顾问服务。
“新媒体行业虽然看似新，但目前其法律需求仍是合同、解约、合规这些传统内容。不同的是，其从业者收入高、付费意愿强，而这两年行业规范化后对法律依赖也在上升，”他说。
双城竞合下的法律新局
自成渝双城经济圈规划实施以来，该地区骋顿笔实现显着增长，2024年已达8.7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坐稳中国经济“第四极”交椅，成为京津冀、长叁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重要增长极。
伴随经济融合不断深入，双城经济圈正在重塑川渝法律市场的生态格局。究竟是合作和机遇增多，还是竞争加剧、市场重迭，律师对此有不同感受。
明炬律师事务所成都办公室的高级合伙人罗巧认为，当前情况“更多是在现有规模下重新切分资源”。她以最高人民法院调整金融案件管辖为例指出，部分业务被引导至重庆，但由于两地市场体量存在较大差距，“这种资源调配效果有限”。
在她看来，真正的共赢需要“给政策更多时间”，等待区域经济真正发展起来，把蛋糕做大，才能实现更好的资源分配。
金杜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牵头合伙人李宝山则对双城协同的前景给予积极评价。他指出，两地“政策协调度和互认度达到了空前水平”，这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了切实机遇。但他也提醒，相较于法律，政策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外资公司必须紧跟政策变化，在合规前提下把握机遇、规避风险。
在明炬所驻成都的高级合伙人杨勇看来，“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求同，而恰恰是立足于‘他有我无’或‘我强他弱’的互补空间。”
目前，重庆凭借新能源汽车产业先发优势及长安汽车等央企布局持续领跑，而成都的传统燃油车产业则面临转型压力，正好形成错位发展基础。同样，成都依托成飞集团在航空制造方面的积累，有望在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建立独特优势，这恰恰是重庆目前较为薄弱的领域。
“产业链的互补性正是成渝合作的关键，”杨勇说。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成都总所首席合伙人、主任程守太进一步指出，“重庆的政策优势与成都的产业优势形成有效互补，这种错位发展将催生更多跨区域法律服务需求。”
他以川渝共建的高竹新区为例，说明经济圈建设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充分合作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殊途同困
川渝两地虽产业格局不同，却在国家战略牵引下形成发展共同体。除普遍存在的低价竞争外，两地律所面临高度相似的挑战：存量市场下的激烈博弈，与人才结构的持续失衡。
“国企的法律服务采购预算每年都在减少，”大成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主任马均道出了市场的寒意。他说，“国企合规要求的提升推高了法律服务成本，却未能形成新的付费市场。”
表面亮眼的经济增速，并未给川渝地区大多数律所带来实感。恒和信律师事务所成都总所首席合伙人、主任李正国分析说，经济增长主要由先进制造业公司驱动，而“这些产值动辄数百亿的‘巨无霸’通常难以被一般律所触达，且其法律服务需求高度综合化，已远超传统范畴”，涵盖知识产权、跨境合规与融资并购等高端非诉服务领域。
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本地法律服务供给与这些高端综合需求之间仍存在明显断层。这一结构性错位，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红利向法律服务业有效传导的关键瓶颈。
该矛盾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亦有体现。马均指出，物流通道的拓展并未带来法律服务市场的同步扩张。
“虽然不少外贸公司选择在川渝发货，但发货地的西移并不意味着公司所在地的法律服务需求的区域转移。”在他看来，外贸法律服务本质上仍是存量市场，新通道对本地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拉动效应“相当有限”。
行至“专业化”半程
在川渝法律市场快速发展的表象下，结构性矛盾正在悄然形成闭环，律所未来的出路在哪？
人才结构挑战尤为严峻。金杜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牵头合伙人李宝山以成都为例指出，全市2.356万名律师占全省叁分之二，但每年人才进出与岗位流动规模达上千人，呈现阶段性双向流动特征。
“不少40岁以下的年轻律师，因难以承受业务开拓与客户维系等综合压力，转行从事法务；而部分资深法务则凭借所积累的资源回归律所，寻求更高发展，”他说。
这种异常流动导致律师行业基础人才素质面临下行风险，成长期人才持续流失，中坚力量的培养困难；而回归的资深法务也面临能否适应行业节奏和专业需求的不确定性。
陈军进一步指出律师专业深度化的现实困境。由于川渝市场规模有限、细分业务量不足，律师难以仅凭如反垄断等单一专业领域维持生计，而被迫拓展多个业务领域、成为“多面手”。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等市场体量充足，律师可在税务、知识产权等领域持续深耕。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律师的个人发展路径，更折射出区域法律服务市场专业化的根本性制约。
专业化深度直接决定了律师服务的议价能力。马均举例说明：同样的案件，在重庆的收费可能仅为叁万元，在一线城市可达十万元，工作量却相差无几。这种“收费降级而工作量不减”的现状，让律师在每个案件上都承受着更大的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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