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收紧的监管新秩序和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之下，公司往往不得不探索未知之路，但也要避免绊倒以免超出经营边界。一线城市中外律所的管理者为客户给出最佳实践建议。靳海莲报道
谚云，屋漏偏逢连夜雨；同样的道理，下行周期中的公司除了面临经营方面的挑战，往往还易官司缠身。
不过，值此切要关头，在处理纠纷这类短期麻烦之外，总法律顾问还应深谋远猷，协助管理层做出明智的中长期商业决策，平衡风险与收益。对于公司法务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洞察全球和本地监管动态，并对关键经济趋势保持清醒认知。
当前，有关中国经济走向的讨论众说纷纭。增长放缓、消费疲软，中国经济迈向“日本化”似乎成为了一种尤为易做的纸面预测；此论的反对者则强调不应忽视本国潜力巨大的新兴增长引擎，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强势影响力。
那么，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和市场商情，公司何以雾里看花？在《商法》的年度市场调研中，编辑部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数十家中外律所，向律所管理者和资深合伙人们寻求答案。
我们发现，尽管当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但法务团队仍然大有可为——通过追踪监管和司法趋势，了解可行和禁忌事项，从而帮助公司规避一些普遍的陷阱；通过运用法律和商业相结合的独特智慧，把握某些行业中的特别机遇。
公司融资，前路何从？
在公司关心的诸多议题中，投资者、初创公司和拟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莫过于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二级市场将如何发展，尤其是在当前资本市场严监管环境下的未来走向。
2023年下半年以来，础股滨笔翱发行明显收紧，赴港和赴美上市则各自面临估值低、中美角力的挑战；与此同时，私募市场在美元基金退潮后，募资、投资、退出叁大环节全面受阻。
天元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李琦认为，短期内，这一局面不会发生改变：“监管机构希望在目前资本供应量减少的大环境下，确保更多资金流入国家需要支持的公司。”
而政府提倡支持优先获得融资的行业是能够形成所谓“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最初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
虽然并无正式政策文件明确相关审核红线，但在实践中，初创公司和一些行业的公司成功获得融资的机会已十分渺茫。德恒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合伙人孙竣锽说：“初创公司融资很困难，整个战线都在拉长。现在投资人都很谨慎，除非看好公司所处的行业、估值低到符合心理预期且未来具备增长潜力，才会考虑出手。”
“那些偏传统的、赛道玩家饱和的行业，无论是笔贰痴颁融资还是后续的滨笔翱，当下都很困难。”
目前，证监会在对递交上市申请的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执行了一套极为严格的标准，审查内容从银行流水到各类底稿，事无巨细，导致许多拟上市公司望而却步。
3月15日发布的新修订《首发公司现场检查规定》提升了现场检查比例，并特别强化“申报即担责”的理念，重点关注一查就撤的公司，发现问题也要追责。
“现场检查的通过率对于公司来说是‘九死一生’，”孙竣锽说。
那么，当前严监管环境的终局是什么？天元所的李琦强调，监管之外，资本市场的不景气根本在于整体经济环境，“要真正缓解这一局面，市场上资本供应的恢复至关重要，”他说。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IPO退出的路径受阻后，公司改道借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现投资机构退出的情况大幅上升，监管亦持续出台系列支持政策，推动 A 股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
“尤其是产业类并购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驱动的并购愈发活跃，”六合律师事务所杭州总部的管理合伙人张琦说。
据她观察，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并购最为活跃，并购数量和并购规模双双呈上升趋势。
买方对此亦存在强需求。“部分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在行业红利消失、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单靠运营已较难推动主营业务增长，因此，相关公司纷纷在战略层面展开角逐，通过产业并购，完善产业链布局，”她说。
此外，借助并购重组加强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也是国有“链主”公司的最优解之一。张琦介绍说，六和所服务的众多国资客户近期正在新基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板块中寻找并购标的，部分已进入谈判。
她建议，有收购计划的公司在进行并购重组或者接收相关资产前，对标的公司及标的业务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便降低收购风险及减少日后管理成本，关注重点包括标的公司的历史、组织、业务、关联方、财产、合同、环保、财务、劳动用工及法律风险等。
此外，她还提示，在获得对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之前的过渡期，“卖方或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可能采取恶意行为损害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业务运营。”
机会蕴藏在数据中
除融资外，另一项源自不断升级的监管要求、已成为公司关注重点的工作，是对数据的合规和数字资产的整合。近年来，中国的数据立法框架逐渐成熟和完善，在提升公司合规义务的同时，也为未来全行业进一步开发数据潜能奠定了基础。
CMS 中国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Ulrike Glueck）的许多客户十分重视数据合规工作。她特别强调了国家网信办于3月22日出台的《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下称《规定》）。“公司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并采取相应行动，确保自身在向国外传输数据时符合要求，”邬丽福说。
《规定》列明了一些对标国际实践的豁免情景，并放宽了非敏感个人信息的限制，预计将减轻不少公司负担。
此外，网信办还在《规定》中发布了更新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简化了申报流程。
不过，虽然《规定》的落地为公司数据出境提供了更友好的合规解决方案，方达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首席运营官王明昕提示说：“公司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数据合规工作涉及到的场景和行业极其广泛。王明昕提到，方达所近期为客户处理了该领域的各类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协助多家国内外知名公司应对数据调取问询、数据泄露、网络安全检查等行政执法，并为自动驾驶、云服务、础滨医药研发、汽配供应链、智能终端回收、农村金融等行业的多家国内公司开展上市数据合规尽职调查、完成合规整改，并应对网络安全审查相关事宜。
在合规的基础上，一项利好政策促使公司开始紧锣密鼓地挖掘数据潜力，将数据转为化可量化的经济价值。财政部推出的《公司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公司可对其数据资源进行会计核算，即所谓的“数据资产入表”。
“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把数据资产提高到了非常高的层次，”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广州办公室的合伙人孙峰说。
短期内，该政策预计将帮助一些地方国企化解债务压力。华商律师事务所驻深圳的高级合伙人沉洲说：“通过数字资产入表，公司可以将底层资产做的更漂亮，从而提升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性。”
而从长期看，“数字资产就是新质生产力或者未来技术革新的基础，”他说。
被动出海，但未来可期
许多合伙人看到，当前，中国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态势炙手可热。这一现象背后，既有中国公司需要从世界工厂向高端产业升级转型的内驱力，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即产能过剩。
经济下行、市场竞争加剧，原本很“卷”的中国公司已然难以仅靠国内市场消化产能，而不得不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
中国公司的“内卷”甚至令外企却步。天元所李琦说：“制造业日资、韩资退出中国、业务量萎缩，未必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在竞争中输给了中国本土公司。”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成功打入海外市场的先例令出海之路变得十分诱人。六合所的张琦看到，“在海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出海业务占比高的中国公司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消费品正经历从成本竞争力向品牌价值提升的转型。“相较于过去，中国公司出海由单纯的商品销售演变为涵盖运营、品牌建设和创新驱动的全球战略。中国公司正通过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实施本地化经营等手段，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战略布局，”她说。
对于某些行业而言，出海是公司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方达所的王明昕说，对于中国领先医疗科技公司来说，出海依然是大势所趋。
“公司在国内市场上通过国产替代实现的技术和资本积累，投资者对增长的需求，以及公司对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的追求，都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疗科技公司积极主动地走上国际化舞台，以实现长足发展，”她说。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民企正积极探索出海之路。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张国栋说：“伴随着产业园的出现，特别是在浙江、广东的民营公司中出现‘抱团出海’的现象，主要以东南亚、墨西哥为目的地。”
而东南亚各国对于中国公司的吸引力则各具特色。协力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的高级合伙人祝筱青看到：“印尼的华人数量庞大，以福建人为主，中国人很早就去那边建厂、开工业园，因此印尼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出海目的地。”
“泰国的工业化程度低，因此个别中国公司可能会去那边开发房地产、旅游，但工业化的产业不会往那边走，”他说。
语言障碍和对当地法律市场的陌生成为公司管理当地法律事务时的一大困难。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广州办公室的合伙人白雪：“在公司的出海过程中，法务的核心痛点是如何能够快速地获得境外国家的专业支持。”
“法律之外，客户还会关注税务合规、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因为如何把高管派出去、如何雇佣当地人员，也是公司需要首要应解决的问题，”她说。
出海公司的另一项要务则是有策略地管理争议风险。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和上海的合伙人董纯钢说：“中国公司在出海过程中，要善于从争议解决的角度管理纠纷风险，利用诸如双边条约这类投资者保护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
“在选择出海目的时，应当考虑寻找对自身最有利的司法管辖区或仲裁地，即forum shopping，或通过在法律上满足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将自己包装成为某一个国家的投资者。”
他举例说，中国公司如果设立了一家新加坡公司，在去美国投资的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就可以考虑使用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对自身进行保护。
尽管拓展全球市场可以扩大中国公司的收入来源，但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才是真正为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增添深度的关键。
这些新兴行业正是知识产权富集的行业，而出海公司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法律服务需求十分旺盛。万慧达知识产权北京办公室的合伙人何为看到，较为活跃的行业主要有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数码产物等。“这一趋势说明，出海公司已经充分认识到品牌以及品牌效应的重要性，”他说。
“通过打造有辨识度、贴近目标市场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品牌，中国公司才能与海外市场的消费者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罗思中国驻北京的中国区总经理崔红认为，中国公司已经建立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知识产权体系。除了商标的注册与保护，专利、技术秘密、外观设计、海外知产整体策略等也成为公司关注的焦点。
同时，“产物、服务出海过程中公司面临了各种维权障碍、侵权风险，因此，它们对海外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专业化和复杂化，”她说。
更多观点
